7月29-30日，三十余位来自中国大陆与港澳、英国及其他欧洲大陆国家的学者齐聚牛津，参加牛津大学经济系与pg电子官方网站中国经济史研究中心联合主办的 “比较视野下的中国经济史研讨会”（International Workshop on the Chinese Economic History from the Comparative Perspectives）。研讨会的开幕式由牛津大学马德斌教授主持。

在上午首场主题演讲中，牛津大学的Stephen Broadberry教授深入探讨了中国从宋代至清代区域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指出了长江三角洲等东部地区的历史经济优势。他表示，自1400年起，长江三角洲的人均GDP便超出全国平均。他认为，中国在宋代是全球经济的领导者，而“大分流”大约始于1700年，彼时中国经济最发达的区域与欧洲先进地带间的经济差距逐渐拉大，预示着东西方经济实力对比的转折点。

我校大学的龙登高教授团队在第二场主题演讲中阐述其研究成果。龙登高对比了传统中国与同时期西欧在继承制度上的显著差异。他指出，中国普遍实行的诸子均分制与西欧盛行的长子继承制，根源在于两国土地产权制度与经济主体性质的不同。合作者赵亮教授进一步阐明，西欧庄园的产权与家族身份绑定，加之农牧结合的自给自足经济，强化了财产的整体性，自然催生出长子继承的制度安排。龙登高团队进一步探讨了这些继承制度对各自经济模式的影响。

在随后的演讲环节中，各位学者分别介绍各自的研究进展。牛津大学的Eric Chaney教授以县级层面的经济活动数据为切入点，提出了一个量化分析框架，填补了以往关于奥斯曼统治对阿拉伯地区经济影响讨论中的实证分析空白。中国人民大学的何平教授深入探讨了中国纸币从早期民间信用工具逐步发展成为官方货币的历史轨迹，揭示了这一过程中政治、经济与社会变迁的相互作用。暨南大学的陈方豪博士利用中国东南地区独特的跨国宗谱资料，细致追踪了族人海外迁徙的足迹与目的地，并在个体层面深入剖析了这一复杂现象背后的因果关系。浙江大学张晓鸣博士的研究发现，受到科举制度影响但没有被体制吸纳的边缘知识精英，以及其所积累的人力资本，在晚清开放的条件下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中国的近代化。澳门大学的卢嘉诺博士考察了澳门公共墓地的建立以及城市范围内实施的埋葬禁令如何改变了原有的土地流转模式，使得土地权利趋向集中，进而孕育了独特的“跨境殡葬”文化现象。

7月29日下午，牛津大学的Noam Yuchtman教授通过构建全新的历史税收序列，对消费税收入按贸易商品与国内商品进行了细分，揭示了贸易商品税收的显著增长，证明了国际因素对英国财政军事体系影响重大。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的薛萌博士汇集了采自民间传说和历史方志的横截面与面板数据，并系统地梳理中国深厚的文化价值观。她生动地揭示了历史事件如何在文化特质上留下印记，以及这些特质如何与当代价值观念相呼应。曼彻斯特大学的Nuno Palma教授的研究揭示，科举制度通过赋予地方精英阶层既得利益，帮助晚清政府镇压太平天国运动，维持政治稳定。朴茨茅斯大学的卢佳男博士以东西德国的分裂和统一作为自然实验讨论了文化规范对原地区家庭金融决策的持久影响。曼彻斯特大学的王晓兵教授在清代府级层面量化了太平天国战争的破坏程度，探讨了该运动对辛亥革命（清朝覆灭）的长远影响，揭示了历史事件之间的复杂联系。中国人民大学的王珏教授和白天鹏博士首次估算了从1726年至1911年景德镇瓷器产业的产值，并进一步对比同一时期中国与英国的瓷器产业发展，为中英“大分流”提供新的解释。

在新书发布会环节，龙登高教授向与会学者介绍他的新作《近世基层治理及制度变迁》，并向牛津大学图书馆捐赠该书。卢佳男老师介绍了Journal of Chinese Economic and Business Studies的征稿活动。

7月30日上午，威尔士三一圣大卫大学的Thomas Jansen教授从北京第一历史档案馆和台北故宫博物院所保存的奏折中收集信息，探讨了宗派团体得以形成的经济动机。我校大学的徐志浩通过一手史料构建中国20世纪40年代城市层面的粮食价格数据集来探究超高通货膨胀环境下的价格离散关系。香港大学的刘子昂博士通过苏州、上海及其他长三角核心区域的地方水利工程的工资证据，反驳了持续衰退论在长三角地区的适用性。剑桥大学的代莹博士利用家谱构建了职业信息的新数据集，从专业分工、经济结构变迁和土地制度之间的相互作用等方面为20世纪的长江流域的兼业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上海财经大学严冬博士的研究发现，外汇收入与农产品出口的密切关系，以及企业管理层对扩大投资规模的持续需求及软预算约束，共同促使中国在1949-1977年间有关外债的经济思想呈现诸多反复。香港大学的栾笑扬博士分析了帝国权威与儒学道统之间的矛盾，量化展示了宋代统治者如何利用军事胜利带来的国家权威在科举体制内打击主流儒学。海德堡大学姜宏博士的研究发现，宋明时期消费者行为的变化构成了经济发展的驱动力之一，但与西欧不同，这种消费热潮并未催化出工业革命。北京大学的管汉晖教授和徐之茵博士收集了晚清至二十世纪60年代内外债、税收、产出等宏观数据，描述了国家能力的变化趋势并重点介绍了南京国民政府的财政能力重建与最终失败的过程。四川大学原祖杰教授、中山大学梁平汉教授、剑桥大学刘充博士、牛津大学刘艳博士等担任研讨会主持。

撰稿：张丹 徐志浩